党史冷知识：六大到七大，十几年风云变幻，谁才是党中央实际核心？ 说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，遵义会议、中共七大几乎人人耳熟能详。 但很多朋友并不清楚，从1928年中共六大，到1945年中共七大，这漫长的十余年，正是革命最跌宕起伏的岁月。党中央领导层几经更迭，人事不断变动。到底谁才是这段时期中央真正的核心领导人，一直有不少读者感到困惑。 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，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，中国革命跌入低谷。国内到处搜捕革命者，开会的安全根本无法保障。也正因如此，中共六大只能远赴莫斯科召开。 从六大落幕，到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，十七年风雨飘摇，中央领导班子几经轮换，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迷雾，把这段史实讲清楚。 一、独一无二的中共六大：唯一在境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。 选择在苏联开会，是残酷现实下的无奈之举。彼时国内到处捕杀共产党人，找不到安全的开会地点；再加上当时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，远赴莫斯科开会就成了最优选择。 这次大会共有142名代表参会，其中拥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。 会议上，瞿秋白作政治报告，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，李立三就农民问题作专题报告。 大会深刻复盘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明确当时中国社会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现阶段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党必须牢牢抓住武装斗争，建设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，才有机会扭转危局。共产国际东方部也对大会给予了指导。 六届一中全会随后召开，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。苏兆征、项英、向忠发、蔡和森等人进入政治局，构成当时党的核心领导层。 向忠发虽然当选为政治局主席，但受自身条件限制，难以独立承担党中央全面领导工作。 六大结束后，蔡和森作为政治局常委，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。后来因为严重哮喘病，身体扛不住高强度的一线工作，之后被调往共产国际任职。 蔡和森离开之后，李立三接手中央领导工作，这个时候周恩来还留在莫斯科，尚未回国。当时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信，对古田会议的召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经过全党浴血奋斗，革命形势出现一定恢复。但党中央头脑十分清醒：敌强我弱的大格局没有改变，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。 周恩来从苏联回国之后，凭借崇高的资历与威望，扛起重担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。 1930年3月，周恩来受中央指派，再度奔赴莫斯科汇报工作。周恩来出国期间，中央日常工作再次交由李立三主持。 之后，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路线，给革命埋下隐患。1930年8月，周恩来、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，带回共产国际7月决议，着手纠正错误路线。六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批判纠正冒险主义错误，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，之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前往苏联。 二、王明、博古上台，“左”倾教条主义，让革命遭遇重创 李立三下台之后，中央领导层迎来又一次大变动。 1931年1月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。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大力支持，王明进入政治局，掌握中央实权，开始推行危害极大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。 1931年，顾顺章叛变、向忠发被捕叛变，上海的党中央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。之后部分中央领导人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。 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，博古当选中共中央总负责人，继续执行“左”倾错误指挥。 脱离实际的错误军事指挥，直接造成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。红军被迫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，中国革命再一次站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。 三、遵义会议：伟大历史转折，领导格局迎来质变 从建党到长征途中，党中央总负责人几经更换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党都在艰难探索，努力寻找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。 长征路上，残酷的现实不断证明：照搬书本的教条主义，只会把革命推向毁灭。毛泽东立足于斗争实践提出的路线方针，才是贴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出路。 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召开，这是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。 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，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；会后成立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，全权负责红军军事指挥。 那个年代，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重大人事任免需要共产国际认可。但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台已经中断，没法立刻请示汇报。 遵义会议结束不久，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，张闻天（洛甫）正式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，主持党中央全部日常党务工作。 军事层面，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红军，毛泽东是军事指挥的核心。在战争年代，军事指挥权拥有决定性的分量。张闻天、周恩来、王稼祥，都尊重并采纳毛泽东的军事主张。 简单概括当时的格局：名义上党中央总负责人是张闻天，处理日常党务；毛泽东掌握最关键的军事指挥大权。 红军抵达延安之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，革命形势又发生巨大变化。 1938年，任弼时受中央委托，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抗战局势与中共的工作情况。随后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，肯定中共的抗战路线，正